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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告诉我，我爸妈那样是家庭暴力，是暴力，不是爱。
我流着眼泪问他们，暴力和爱的界限在哪里。
他们说，当我意识到那是暴力的时候，当我只能从中感受到痛苦的时候，它就不能称是爱了。
*
我在精神病院待了一年多。
出院后我复学了，生活很美好。
没有挨打的生活很美好，即使我的脚跛了一只。
可是我发觉我并不快乐，我明知我爸妈错了，他们是犯罪者，可我还是对他们抱有愧疚。
我想，我要是早些反抗，他们是不是也会早些意识到自己身上的错？
我为此觉得痛苦，觉得爸妈如今人生被毁，都是我的错。
有时我会做噩梦，梦到自己被打。
有时我会想到我是个该死的同性恋。
有时我会想到大姨、四叔、俞哥、黄大哥、平叔失望的眼神。
有时我会想到那可怜的、生病的阿策，一次又一次地经受我的耳光和拳点。
我对不起他们。
我感激他们。
我无以为报。
2000年冬天，我回了镇上，却并不回饭店，而是卧倒在那冬季的铁轨上，听着那火车呜呜几声，碾过我自己。
我解脱了。
我杀死了我最憎恨的人。
***
【2000年鸿运饭店大少爷卧轨自杀案知情人采访集统编】
①俞均
问者：周宣与你是什么关系？
俞均：我是周宣父母聘请的心理医生。
问者：你为周宣提供的治疗主要针对什么？
俞均：说来惭愧，主要是针对同性恋……此外还包含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等治疗。我需要事先表明我的态度，即便当时社会上出现诸多将同性恋者称为“性变态患者”的过激言论，我也并不这么认为。至于为何成为了帮助周宣治疗同性恋的心理医生，我只能说周宣父母看重我的心理治疗经验与能力，我拿钱办事，这并无不妥。
问者：你什么时候认识到周宣正遭受着严重的家庭暴力？
俞均：见到他的第一面就知道了，他的身上永远带着严重的淤青。实话说，我无意中还撞见过几回家暴现场。
问者：你没有对周宣施以援手吗？
俞均：只能说力所能及的都做了。
问者：你知道周宣对你抱有特殊情感吗？
俞均：患者对心理医生产生依恋是件很正常的事。
———
[俞均自述]
我在英国读了硕士，毕业后留在国外，有三年的心理医生就业经历。回国的头一年，周宣父母便托人找上了我。
第一次面谈时，他俩便支支吾吾好似藏着什么事，绕了半天圈子才告诉我要接受心理治疗的是他们身为“性变态患者”的儿子。
我是1991年接受周氏夫妇的聘请的，若我没记错的话，那也是周宣被他父母发现性向的第一年。从夫妇俩焦急的语句与不安的神色中，我能明显感受到他们的迫切。
必须承认的是，那会儿西方的思想要比东方开放太多。
90年代初西方的同性恋早已去罪化，可回国后我才了解到，80年代社会冒出了一种针对同性恋患者的“疏导心理治疗法”，大概讲的是通过注射一系列刺激性药物，最终使患者形成不良的条件反射。
当时我急于在国内立足，周家在渭止市的名声不小，他们开出的聘金也尤其可观，即便有些昧良心，我最终还是答应了。
但实话说，我并不为此感到惭愧，毕竟我不会像许多无良大夫一般采用药物、电击一类极端的手段对“患者”进行治疗。
至少，从我的角度来看，我也是在救周宣不是吗？
比起激进的治疗，我更宁愿通过心理引导来对他进行积极的心理治疗，不论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同性恋。
但见到周宣以后，我清晰认识到，比起周氏夫妇说的什么同性恋、绑架案PTSD一类的心理疾病治疗，周宣他更需要的是针对家暴产生的心理阴影的相关治疗。
那对夫妇是货真价实的疯子。
说我是共犯也好，骂我自私也罢，即便荒唐，我也依旧能完全理解自己当初不想自砸饭碗的感受。更何况，我若是离开了，谁能知道下一个医生会对周宣采用什么非人道的治疗方案呢？
我做了我该做的，即便仅仅是提供微不足道的帮助而已。
每周一回的心理治疗，每次见面周宣身上都有新伤，任谁看了都觉得惨不忍睹。
他是个很乖巧的孩子，总是积极配合治疗，大概是习惯了父母打骂的缘故，他几乎从未在我面前喊过痛，问起他的近况，他也只是一笑而过。
起初我们还没有创建基本的信任，因此我没敢越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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