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下旬，潇湘省委召开一场“全省体制机制协调推进会”。
会议主题冠冕堂皇：“总结星城市试点经验，推动全省制度协同发展。”
参会人员阵容极强，除了省委书记赵建国、常务副省长陈松年、省委组织部长许宏志等常委级领导外，省人社、财政、科技、组织、政法、纪检六大系统主要负责人悉数到场。
会议时间设在周末，未安排媒体报道，也未进入省委通告系统。
表面看是一场技术协调会，实则是赵建国在“星光2030机制”被中央小规模认可后，首次召开的**“体制平衡”临时闭门会议**。
——李一凡未被邀请。
他的位置由星城市常务副市长方卓代为出席，理由是“调研在外”。
但在省委内圈，没有人不知道，这场会的真正意义：
“试图在改革势头继续扩大之前，重新划定规则边界，重申省级协调主导地位。”
……
会议气氛前所未有地微妙。
省委组织部长许宏志在简要通报“星光机制的制度逻辑”后，刚准备引导会议进入“试点成果总结”阶段，财政厅厅长周德兴率先发言：
“星城市的改革试点，制度层面我们是参与者，也是责任人。”
“财政资金运行机制目前全程在控，机制没有脱轨，也没有超预算使用。”
“但如果此时再增加一个‘制度审查专班’，势必造成资源分发误判，甚至引发各系统推诿。”
“我的建议是：在改革未定型前，不轻设新增审批流程；协调可以做，行政门槛不宜树。”
说完，他有意无意看了常务副省长陈松年一眼，语气平稳，但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。
周德兴发言后，会议短暂沉寂，随后常务副省长陈松年顺势说道：
“财政厅的看法有一定道理，但制度创新本身就是高度敏感的系统运作，我们不能因改革而造成部门结构失衡。”
“星城市有成绩我们都看到了，但不能因此就形成‘制度越级’的惯例。”
这是一次带着委婉包装的否定。比起周德兴的审慎支持，陈松年这句话更像是在为“收权”找合理外壳。
坐在一旁的政法委书记杜兴林则突然开口，声音不大，但带着冷静的锋利：
“制度协同我不反对，但我们也要防止把‘制度边界’当作行政级别来划。”
“现在改革难推，是因为改革总是需要高位授权。一旦形成‘制度必须省一级盖章’，那以后地方没人敢动。”
这句话不偏不倚，却悄然拉住了会议的惯性——他既没站李一凡这边，也没完全附和陈松年的“整合”提议。
赵建国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许久，他终于缓缓开口：
“我理解大家的担忧，也理解制度变革对省级系统稳定带来的挑战。”
“但制度的尺度要拿捏得住，不能放任不管，也不能收得太紧。”
“既然大家意见分歧较大——这样吧，相关纪要暂不定稿，等我和宏志同志研究一下再定。”
这一句“暂不定稿”，就像把刀轻轻地从桌上收起。
会议虽然结束，但没有定论，所有人却心知肚明——这一次，赵建国选择了“缓决”。
……
会议当天下午，方卓从省委会议厅回来，径直走进李一凡办公室。
“书记，他们确实动了。”
“表面是协同，实质是要我们机制入笼。”
李一凡正在看一份关于“潇湘省产业政策与人事制度协调性”的调研报告，神色如常。
“动得好。”
“这说明他们终于意识到，他们压不住我，但想围我。”
他放下报告，起身走到窗前，淡淡道：
“他们如果继续拖，我就继续改。”
“但如果他们合谋，我就要让这场合谋——被公开。”
他转头看向方卓：“市委政策研究室立刻起草一份《星城市制度运作保障机制说明报告》，内容包括三部分：
1. 星城市制度试点运行所依据的中央文件编号及条款依据；
2. 机制试点中涉及财政、人社、组织三大系统的具体执行细节及联动流程图；
3. 星城市对上级政策响应机制和试点成果反馈制度流程。”
“写得专业一些，措辞不带对抗意味，但一定要做出边界申明——‘制度不是越级，是遵循中央授权试点的合理创新’。”
“等你们写完，直接发到省委办公厅和省委组织部。”
方卓眼神一亮：“等于用制度文件回应他们会议上的‘口头围堵’？”
李一凡点头：“他们打的是会战，我打的是文件战。”
……
当晚10点，市委政策